《知命识相五十年》第二部分

　　算命看相各有所长

　　中国看相之术，早在三千多年前周朝就已精到了，一直到现在，由于人们把它作糊口之计，江湖之技，所以大有一代不如一代，反而退步到不如早年的人了。至于算命之学，乃唐朝与韩愈同时的御史李虚申所发明，到今也有千多年历史。也和看相同样的被人作为谋生之术，便未精先卖，不肯研究，因而也逐渐退步了。这样一来，一般人虽然相信有命理之事，也对算命看相有兴趣，但对算命看相先生却没有多大好感;因而被视为江湖之士，糊口之技，致使对此道有真工夫的人，反而不肯以此为业了。这是对中国一种极有价值的国粹之不被重视，且将因失传而式微，实在可惜!

　　看相之术，依中国古书上所记载的看，其灵验程度似比印度的相人，和西洋的相掌高得多。至于算命一事，则是中国独有的学术，世界各国所没有的，对于人生的吉凶休咎、妻财子禄、寿数等的判断，有时比看相更可靠。比如说，初生的婴孩以及未成年的童子，因为面貌体格还没有定型，就不容易看得清楚;而算命就不同，每人一出生时辰一定，这一生的祸福都注定了的。

　　举一个故事为例，宋朝真宗皇帝时代，与欧阳修同时有一个宰相名叫王敛若的，是江西新喻人，在周岁的时候，有一个自称为江西龙虎山的道士，由他家人请到家裹替他看相。道士看了，说：此子年少登科，异日官居一品。家人问他，将来会不会破相，有没有其它的缺陷?道士却说不出来。

　　为什么他的家人特意去请道士替他看相呢?原来王钦若出世三朝定时那天，因为古时没有钟表，夜间出世的定时最难，而他就是夜间出世的，所以他就请好几位算命先生来商量，把他出生的时辰定出来。把时辰定出的时候，算命先生中有一个自号太极老人的，除被公推主笔为他定时外，还为他批命，他竟这样批道：此子年少登科甲，中年累官至宰辅，名闻天下，面貌清秀，难免有被相;其人应短小，秉性又倾巧。智慧过人，可惜好道怪诞;一生为人不诚，为官不清。命中注定，美中不足!世运所趋，贤人受厄。这位太极老人批了之后，便唏嘘三暵而去。

　　当时王钦若旳家人看见开头所批的年少登科甲和累官至宰辅，当然大大欢喜;但后面所批的却有所忧了。由于王钦若只是普通的人家，只要这个孩于将来会做宰相，什历也都满足了，总算得了很大的安慰。太极老人走了之后，家人就问其它算命先生，所批的话是否全对?贤人受厄，又是何解?大家都说所批的一点也没有错，所谓贤人受厄，大概当他为宰相时，有贤人被他所害的意思。

　　家人又问所谓破相当是怎样?算命先生说，在八字上只能看出将来难免破相，至于怎样破相却看不出的。定时之后几天，家人又请看相先生来看相。但看相先生当时只能从婴孩的一只直冲天庭的高鼻，看出这孩子将来必是大贵之人而已，其它的也看不出来，说是婴孩相局未定，最少要待周岁之后，才能看一些。家人又因为太极老人批语中有可惜好道怪诞之语，所以到了周岁时，就去请一个龙虎山约道士，来替他看看相貌上有无学道的相，当时家人看见道士不能像算命的能够那样肯定的批来，都认为相的工夫不如算命的。

　　其实这并不是两者工夫上有高低，而是两者的技术有不同，看相的要成人之后有较为可靠，而临时的祸福以及迁移等，看相的也会从气色上，看得比算命的更非常准确。

　　王钦若后来，果然年少就被擢进士甲科，累官司空门下侍郎，到宋真宗天禧年及仁宗天圣年果然两度为相，在相貌上，他也果然身材短小，其貌不扬，面部虽有几分清秀，而项间长一肉疣，被时人绰号为瘤相，也果是然破相了。关于他其它的事，宋史曾有这样的记载：王钦若状貌短小，项有附疣;然智数过人，每朝廷有所兴造，委曲迁就以中帝意。又性倾巧，敢果矫诞，招纳脏贿。真宗封泰山，祀汾阴，天下争言符瑞，皆钦若及丁谓倡之。

　　原来王钦若为人狡猾，善于巴结皇上;两度为相，贪脏纳贿自肥，信道教，倡符瑞，与奸臣丁谓、林特、陈彭年、刘豕珪等，被时人称为五鬼，这也可得见其为人若何了。太极老人批命所说的为官不清和名笑天下，当是指此事的。至于当时忠臣范仲淹、欧阳修的被贬，便是所谓贤人受厄了。

　　就太极老人对王钦若所批的命运说，好像看八字比看相更靠得住，也更有具体的断法。的确，有的地方算命有他的特长处。比如他所批王钦若的破相一事，看相就不如看八字的。

　　研究过看破相命理的，那道理一被发现就不难看出。八字中有所谓成格的，如仁寿格、炎上格、润下格之类，凡是成格都好八字、好命运;但又有所谓破格，就是既已成格，而其中又有于格不宜的五行，就成为破格了。破格的八字虽不就是坏八字、坏命运，而此成格的就差得很多了。

　　奇怪的，凡是破格的八字必定难免脸上有被相之事，大破格的就是大破相，小破格的就是小破相，所以瞎子算命一碰破格的八字，他一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：哎呀，可惜，此人注定破相了!马上就使人惊奇，就取信于人了。其实这并没有甚么奥妙的工夫的。算命也可以八字中看出人的性情、身体上的疾病，这也和看破相一样，都并不难，都比看吉凶休咎更容易。算命的难处，工夫处、在于判断八字中五行与时令的配合，谁主谁从以及其中的变化。算命或看相，都有易学难精之处，判断五行的变化，更是难精之事了。

　　看相的难精在于五官的配合，而更难的则是气色的分辨。这命相的高深地方。命书和相书上都只说一些原则，无法细说，所以要靠个人的天资和经验，天资高的人，但有独特的看法;经验多的人，则有坚定的判断。

　　对寿数的判断，就一般论，算命优于看相;但就特殊的情形论，则看相优于算命。举两个例说：清代才子金圣叹，生前算命和看相的朋友甚多。有一天他要精于命相的朋友四人替他断断寿数。两个算命的和另外两个看相朋友，把他的终寿之数都看一样，而死时不是寿终正寝也是一样;但算命的两人，只能说他非死于病和死于非命，而看相的两人，一个说他死于杀身之祸，一个说他死时身体不全。后来事实上怎样呢?金圣暵以抗粮哭庙案，清初竟被斩腰的。

　　再举一九四一年死于香港日军枪口之下的诗人林庚白来说。林原是一个闻名的精于算命的人，他算自己于那年有大凶，可能死于意外，于是抗战开始就由上海跑到内地去。由于他精于命理，自然对于自己的死于意外不能不担心。因为他是立法委员，在重庆住了一个时期，后来敌机时常空袭重庆，他就离开重庆。前一年他在重庆碰到友人业余看相名家陶半梅，他们俩本是相识的。有一天他就问陶半梅，明年是否难逃大厄。那时候，他的名著命书人鉴早已出名，知道林庚白的人，都知道他自己曾说明年四十八岁有大凶的;陶半梅当然不必客气也劝他务早一年避去乡下去住，尽尽人事，或者可以逃过大厄。他问陶半梅，从相上可否看出他死于意外是可种情形。

　　陶半梅说：恐怕身体难免要出血;所以我劝你要到没有战争的地方去住一年，纵然逃不过关囗，能够不出血，也是好的。

　　当时林庚白听了，就对陶半梅说：这样看来，你们看相似乎比我们算命的更真确些，我们算命的只有两种断法：不是寿终正寝，便是死于非命，却不能确定的看出身体要出血的。

　　当时陶半梅也把清初看相说金圣叹死时身体不全之事告诉他，证明看相确有此高明之处。

　　对于断死，看相确然有独到之处，诸如死于水厄、死于火厄之类，都可以从面貌上看出来的。

　　我有个朋友的小姐，陶半梅说她将来要死于水厄。这位小姐当时正在大学化学系攻謓，她满不在乎，认为她既生时读化学，那末死于火也就是化学，死得更干净。

　　相书上所说的死于水厄的，乃以眉发和脸色赤色为主，其实不尽然;那个小姐眉发和面色都不是赤色，主要的是体形属木，而心情属火。一般初学的人，若仅仅根据相书所说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，看相要能看出体型和心相才算到家。

　　我的朋友也就是这位小姐的父亲，也会看相，他不懂心相与体型一致则吉，冲突则凶之理，以为他的女儿眉发面色并不尚赤，只是性急，不该断为死于火厄。当他把这理由问我时，我当然不会说你的小姐一定要死于水，只是说陶半梅总不至乱说的。他却也看出她的女孩是短命相。我问他根据什么?他说她是火烧性。我说火烧性的人只是俗说短命相，其实不一定短命。我就拿几位性情急躁他所相识的老人为例。他想想确有其事，就问我这是什么道理。

　　我对他说，这几个性急的老人都是体型属火的人，所以性急正是长命的相。于是他渐有所悟，不久也明白他的女孩是木型的身体，人型的性情;便承认陶半梅所说的话原来是高深一层的相法。于是他怕起来了，他不想要她学化学，因为他以女儿曾说过既学化学，死于火也就是化学死。这话恐是谶语。但是，女儿没有听他的话，事实上她根本不相信陶半梅所说的话，自己也喜欢读化学。

　　后来抗战发生，学校撤退到乡区。由于减少员工，各部门的管理都由各系学生分派担任。这位小姐就被派管理化学器材。有一天晚上，耍烧野鸭为肴，因为野鸭身上汗毛难拔又难刮，她就取了油墱进入化学器材储藏室去取酒精烧汗毛，想不到，一不慎，酒精看火，外面人只听见爆炸一声，器材室起火，小姐就立地烧死了。

　　后来我们几个平日喜欢谈论命理的朋友，就把她的八字拿来研究，也略能发现她那年那月，可能死于火厄的理由。

　　看相对于恶死特别看得准的理由，多半是心理感应上的经验。一般人对于冷酷或凶恶的脸孔都有敏感性的认识;而这种脸谱的人又大都不得其死;所以，由于累积的经验，便有若干种型的脸谱属于惨死的，这就成为一般人的通俗相术了。

　　至于像体型与心相冲突属于死型之类，那不是可从一般的经验得来，要从内五行和外五行的精到研究才能发现的，这完全属于学理研究了。

　　我们几个朋友，从几艘轮船遇难人中，找到二十余人的八字，研究他们死于水厄的理由。确然也能发现五行上应死于水的现象。

　　有几个朋友于一九四九年，由上海撤退台湾的轮船遇险中遭难的，其中有两位是上海的有钱人。他俩都是曾经几个看相先生说他是死于水厄的。于是他们决心一生不坐船不过渡。抗战爆发时，他本想到内地去，那时本来可以从陆路向内地走的，但因他一打听，说是路上有几个地方要过渡，而且听说曾经因敌机室龑翻船死过人，所以他就决定一生不离上海了。

　　因为不离开上海，他也很可以好好地过平安和快乐的日子，上海陆路交通便利，向西，可以坐火车游苏州、无锡、镇江和南京，同南可以游杭州、宁波，也已够逍遥此一生了。

　　但到了共产党要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要想离开上海到台湾去了。亲戚们问他，何以突然改变一生留沪的决心，而要冒四天海行的危险到台湾去呢?他们倒有极充份的理由。他们说：看相的说我要死于水厄，但没有说定那一年要死。算命的虽然没有说我要死于水厄，却说我今年有一关口，明年又有一关口，说我今年或可渡过，明年却硬无法渡过去的。看情形，共产党来定了的，它来了，我纵然不致于被杀，而我的财产被没收那是无疑的，我如果丢去财产，我不死也要死;那时我不是上吊也要跳黄浦江的。与其死于自杀，倒不如现在离开上海去台湾，侥幸无事，我还可平安在台湾渡我的余年，如果不幸在海上遇难，这是命中注定的，倒也算死得其所的了。

　　这两位朋友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考虑的结果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，他们就带了动产由上海登上轮船到台湾去了。真是命中注定了的，竟然船开出的第二天就遇难了!

　　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八字研究结果劫数难逃之说，因为他们在同一条船上遇难的人，可以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命中该死的，一种是命不该死的;命中该死的虽然八字上本来确有生命危险，但不一定这在同一个月同一个日子要死的;因为可以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这条船上有多数的人该死，这条船，又发现确然有所谓好像就成为劫数所在了。

　　因而，同乘此船的人中，虽然有人不该死，但因人数太少，就无法抵挡此劫数，而自己便不能不被这劫数所波及了。我们又发现有趣的事，凡是不该死而被劫数波及的人，依他们的八字看，虽然当时不至于死，但他们大都是不再有好运的人了。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发现。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现一个正在走好运的人而死于劫数的。这事实就是说，凡是死于劫数的，都是该死的或是不再有好运的人，相反的就是：正在走好运的人，就不致于有枉死了。

　　虽然，也另有一种不该死而死的;如死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，死于抗战的英雄们，除了有的命中该死的外，也有命中不该死，甚至正行好运的，那就是所谓死而不亡、虽死犹生的身后留芳百世，等于活着走好运了。这在命理上有此说法，是极有道理的。

　　无妄之灾　教授莫名其妙

　　上海震旦大学的工学院和医学院是国内很有名的。我有个亲戚程开明在震旦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学法国，先在日本庆应大学当教授三年，又同来上海母校任教授。震旦工学院有个法国人的教授名叫卡马的，是中国出生的天主教徒，不特会说上海话，也能念中国诗。他对于中国之事知道得很多，卡马不特是一个工学学者，同时也是语言学家，他能说好几种语言。他青年时曾回法国攻读拉丁文，所以在上海某大学中也担任教授一些拉丁文课程。程开明和卡马很要好;因为他们两人对于语言学也是同志。

　　卡马原由程开明的介绍，准备过四年震旦聘约完满后，到日本庆应去当教授的;因而他又想学日本语。程开明在震旦读书时就学好日语，后来在日本教书，当然日语说得更好了，卡马就想请程开明教他日语。而程开明也想利用此机会叫卡马教他拉丁文，于是两人就实行交换教授。

　　有一天两人讲到无妄之灾这句话时，从语源去研究，发现中国文和拉丁文都有迷信的意味。中国的无妄之灾乃出于易经，是一个卦名，说明无故得咎的意思。日本的语又乃中国语又的变体，所以也以易经为根据。因为无妄之灾这一辞，引起了卡马对中国五行命理之学有兴趣，耍程开明为他介绍一个能教他粗知中国五行之学的先生;他认为这真正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一种学问。

　　程开明本来想把卡马介绍做我的学生，而我当时却因养病无力及此;卡马又急不能待;我就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黄先生。因为卡马在上海出生的，黄先生乘此机会要算外国人的命，就查好了卡马的正确八字，为他算了一下。

　　黄先生把卡马过去好几件重要的事，诸如父母去世的年月，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等等，卡马闻言大为惊奇，认为这真是一种神术，赞叹不已。于是卡马就再问后运如何，又问以后有无类似无妄之灾之事作个实例。因此黄先生就依他的八字说了两件事是近在目前，说他过了两个月，交入秋天，将有两次无妄之灾，而且情形颇严重。第二件事，说他准备四年后去日本教书之事，不特将成泡影，而且那时将有牢狱之灾。

　　卡马对黄先生如此推断，却是半信半疑。信的是，黄先生既把他过去绝无人知道而且自己也不留意之事，诸如父母去世的年月，生孩子的年龄之类，既然算准了，那末后运当亦能推断的;但说他四年后去日本教书之事会成泡影，同时还有牢狱之灾，那就不相信。因为日本庆应大学已和他预约了，没有理由成泡影的。同时，如果那时要生病或死亡，倒不敢说;说他要有牢狱之灾，那就不可想象了;因为卡马自信他一生不至有牢狱之灾的。

　　那时他难免和黄先生有些争辩，黄先生就对他说，关于四年之事，现在暂且不谈，近在两个月后之事，可把它作为根据;如果入秋之后真有两次无妄之灾，那所推断四年之后的事，你不信也要信;如果入秋后仍然平安无事，那八字就看错了，四年后之事当然也靠不住了。

　　过了两个月，你想卡马在上海发生了什么事呢?那年就是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年，有一天下午，卡马由上海法租界震旦大学，自驾私人汽车出来要到英租界去，刚刚路过爱多西路英法交界之处，即上海最大娱乐场大世界门口时，中国飞机去炸日本出云舰，被舰上高射炮击中，飞机经过大世界上空，一个五百磅的炸弹脱架，落在大世界门口的马路当中，造成死伤数百人的大惨案。而卡马当时虽然没被炸死，汽车中了弹片，手面也被玻璃碎片所伤流血了。

　　无妄之灾!卡马驾着负伤的汽车到医院敷药出来时，心中对黄先生的算命，暗叹一声，五体投地了!第三天，程开明跑去看黄先生，也顺请黄先生替他算算命，看看有无像卡马同样的无妄之灾。程开明对黄先生明言，他本来绝对不相信命运之事的，但前天卡马之事发生了，使他不能不相信其中确有一些道理了。黄先生把他的八字一算，奇怪的，程开明的流年竟和卡马差不多，说他近十日内就有一个小晦气之事，大概是小破财。(过几天果然被扒手窃去五十多元)，又说他和卡马同一月襄，也有一个无妄之灾。

　　当时因为上海八一三战争已爆发，他们虽然都住在租界裹，由于飞机与高射炮的关系，心中多少都有所不安，就问这无妄之灾有没有像前天卡马那么严重，身体也要受伤出血吗?身体很可能要受伤出血，不过也像卡马前天一样，没有什么大关系的。黄先生又这样安慰程开明：不一定都像卡马那样被炸弹炸伤，或者自己跌倒，或者在路上被人碰伤，总之，在这一月裹，无妄之灾是难免的，自己谨傎一点的，便可以大事化小事的。程开明问：若是十分谨慎的话，可以不可以从大事化为小事，再而小事化为无事呢?黄先生同答说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谨慎到与人物绝对隔离不接触，你谨慎而他人不谨慎;你不玩物，而它偏能伤人;所以，大事化小事可能，而再小事化无事却是不可能，多多少少在那个月襄，总有些晦气之事的。

　　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不久，惊动全国的就是闸北四行仓库我军孤军抗战之事。因为四行仓库的后面就是英国租界，所以每日随时都有成千成万的同胞到那裹慰劳孤军，团体赠送慰劳品，个人同仇敌忾挥热泪，上海五百万人口，成年的男女，过半数曾到那里望望四行仓库屋顶随风飘动的国旗的。

　　有一天，卡马自驾汽车和程开明两人也去四行仓库。因为人众多，汽车就停在很远的地方，两人并肩走到望得见四行仓的地方，就站在路边谈论战事，程开明和卡马两人正在交换学习日语与拉丁文，他们两人相约，平时两人相见，卡马对程开明说话尽量用拉丁文，而程开明则尽用日本语。他们两人就在马路边大谈其拉丁文和日本话。

　　有一件事凑巧的很，程开明的体型和面庞颇像日本人，又曾在日本教过书，神气也更像日本人了，因而引起路人的注意。后来又被路人发觉他满口是说日本话，于是被误认为日本仔利用西人来做间谍，突然有人喊一声打日本仔，拳脚交加，程开明和卡马两人都被打倒地上了。好在英国巡逻车刚刚过路，才把他俩救起;但已被打得头破血流了。无妄之灾，两个教授真是所谓啼笑皆非。

　　这是卡马第二次的无妄之灾，黄先生算命完全应验了。由于中日战争逐渐穬大，四年后一九四一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兵占领上海租界，所有西人都被关入集中营。卡马全家搬进集中营后，想起了四年前黄先生的批命，说他四年后日本教书之事不特成泡影，而且那时将有牢狱之灾为之大为叹服。

　　善终恶死。命相同样有根据

　　一般人对于命运的事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以为死亡一定是恶运，好运就不会死，因此算命先生也常常被好运所骗，看到八字的好运时，就不再去注意有没有其它可以致死的理由了。其实，虽然大多数的人是死于恶运裹，而少数死于好运裹也是事实。

　　前书我们所举的王植波死于好运，便是一个好例。再进一步说，不特不是恶运，而且大多数人的死，都在好运裹不在恶运裹。如果承认大多数人都是寿终正寝的话，在儿孙满堂的情形中去世，被称为福寿全归或身后哀荣的，岂非好运?俗语说得好：生斗英雄死斗福!生的福是吃穿，死的福是甚么昵?

　　就以不久前台湾飞机死难的人来说，电影界各要员的死后哀荣，绝不是平常的寿终正寝所能有，这不是死人的福吗?所以，这许多人，都是死于事业蓬勃的时候，死于众人哀悼的情况，便都是死于好运中了!如果一个人是死于恶运，就是寂寂无闻地死去，或是死于刑罚，死于众人称快!

　　所以，死于好运应有两种：一种是善终的所谓寿终正寝，那还只不过是平凡的好运：一种虽是不得善终，而能身后哀荣的，还算是不平凡的好运。当然最好的应是寿终正寝同时身后哀荣，那么，这就是所谓福寿全归的了。这当然也就是死斗福的最有福了。

　　无论是善终或是恶死，在命理相上也同样有它的根据，一般涉世稍深，阅人稍多的人，大都能鎀分辨善人与恶人的。这就是所谓通俗相理，一个人的善相或恶相，每每显然排在脸上，一望而知的。脸面慈祥的人多数可得善终，而脸面凶恶的人，大多数不得其死，那也是事实。

　　就八字上言，虽然比较相术难看，但也同样有其理由可作推断的根据，只要你能注意八字上的变化，就不难看出其人善终或恶死。在南京畤，有个熟人秦君，有一天拿人命纸来找我。因为他看不懂算命先生所批的字句，要请我替他解释。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(一九三七年)约六月中。他是去年出北平去南京铁道部做事的。那张命纸是北平一个姓张的算命先生批的。其中他看不懂的是五行绝者土五个字，尤其是土字何意，最为难明。

　　那年秦君是四十四岁，肖马，算命先生是前六年在那张命纸上拟有这样的字句：亡丁丑年八四十四岁，大运在已，经云：五行绝者土少不利西行，且宜东向慎之!

　　我虽然和他很相熟，他却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命运的事。他先向我声明说，他本来是不相信命运之事的;前年因为打算来南京做事，他的母亲就替他算一个八字，但命纸上批云：今年四十二岁，流年乙亥，亥卯合木南行不成，须待来年岁逢丙子，子午冲动，可得南行。

　　他说，前年他南京的事已经都弄好了的，只要他一来见过部长就可以。当时他不相信行不成，但结果真的因为长子结婚事不能即来，而部中这职位又不能久悬，他便作罢了，好在他当时在北平还有事做，不来也没有关系。所以就决定率性就在北平做下去，不打算来南京，因为儿子结婚之后，似乎也有和家人在北平团聚一时的需要。

　　但是，到了去年夏间，忽然得到南京朋友的电报，说是他的差事已经司长签上去了，要他即日辞职南来，因为他以前托朋友谋这部中的差事，他因儿子结婚不来，已经对不住朋友了;后来自己决定不来，也未曾对朋友说不决定南来了，请他不必再进行，所以现在朋友已经替他进行到司长已经签呈上去了，便不能再对不住朋友，因而他便不能不匆匆地向北平辞职，赶到南京来。

　　由于去年的无意中来到南京任事，便不能不使他相信命运之事颇有一些道理了。最近因为得到北平家人和朋友的来信，都说日军对于华北似有军事行动的样子，因此他就写信家裹，把这张命纸寄来，看看这裹面对于今年之事有没有甚历。现在他对命纸所批今年之事，只知道不利西行，且宜东向，而所谓五行绝者土五字，却莫名其妙，所以要我替他解释。同时，他想知道把北平家眷搬到南方来是否可行。

　　我把他的八字看了一下，却使我很难于开口;因为依他的八字看，今年立秋之后三个月内，秦君的寿命确然有一个大关口，而命纸所批的经云：五行绝者土，就是说他今年五行逢绝，应当归土的意思，这叫我如何能对他照理解释呢?

　　因为我知道秦君对于五行是外行，所以找就对他这样解释说：五行逢绝的人，应当用土去培养，所以说你今年不宜向西，只宜向东行。

　　不意秦君虽然不懂八字上的五行道理，却因读过多少古书，也略知五行方位之理，他闻言便对我说：是否五行以土为主，故有土居中央之说;是的;我马上就顺他的说法。土居中央。所以你目前在南京中央做事，对你今年的命运是非常合宜的。

　　但他又问：那塺，今年我已经在中央了，为甚么又有不宜西行且宜东向的话呢?我自去年到了两京之后，差不多每月至少有一次东向去上海，从来也没有西行过，今年当然也只有东行不会有西行的。何以有慎之，慎之的话昵?

　　我就对他说，如果能保恃过去一年一样在南京做事，只有东行，没有西行，那就不会有甚么事;不过，食这张命纸上所批的看，似乎今年有西行的可能，所以他才叫你慬慎，不宜西行的。接着秦君又问我，他想把家人接来身边好不好呢?因为我看他的八字今年确有性命之虞，到底应否把家人接来还是不接来呢?似乎没冇一个确定的理由;于是我当时只能依常情答复他说，能把家人接求在身边总是好的，这话我并非根据他的命理说的。

　　后来秦君鉴于华北既有谣言，自己一时又不返回华北，就决定把家人接来。但是，事情却来得太奇怪。时同迅速发生变化。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(一九三七年)六月中，我和他谈命只过了十几天，七七事变竟然发生了。秦君接家眷的事当然不成，从此他也再没有机会东付去上海了。

　　七七事变发生的前几天，我已回到上海，接看上海发生战事，时局恶化了，南京已作迁都的决定。那时南京公务员非有必要，经各机关主管长官批准的，不能随便离职。因而秦君就写一封信给我，要我给他决定是否跟随政府西迁。他信中说，若依北平张某所批的八字说，他既不宜西行，而政府又偏偏只有向西可迁，东北南三向不能迁，明显的前几年算命的已看出他今年有西行的事情了。现在依命运看，应当辞职不宜西行;但再依事实看，辞职能否获准还在其次，返回北平既不可能，他一个人将去那裹呢?

　　当时我看了秦君的信，真是不知如何答复是好，因为，若依命运看，他绝不宜西行的，然而，若是我主张他辞职，可会有两件严重事件发生：第一、当时政府已在严密注意间谍问题，而秦君又是日本留学生，当此他北平有家已回不得的时候，竟然辞职不随政府西迁，很可能被视为有意通敌，不会准他辞职的;第二、他若一辞职，除来上海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那末此后生活又将如何呢?

　　因此我的回信并没有替他作任何的决定。我只说两点：第一、我在命理上的看法，和他那张前几年在北平所批的命纸上所说的一样，没有新的看法。第二、就目前情形言，既然回家不得，又无退路，事势非随政府西迁不可。那末，动不如静，逆不如顺，不辞职是静，跟随政府是顺，我这话也都是事实，并不勉强说的。

　　当时我心裹会这样想，如果秦君今年命中当死，就是中日战争不爆发也会死的，而今能跟随政府走，在政府的保护下，不是比之个人奔走更安稳得多吗?当时我面对他的八字，又面对当时的局势，死生问题原无足论，而他的八字今年不宜西方而偏非走西方不可，这就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奇妙安排了!

　　果然不久我们知道政府已从南京西撤至武汉;也知道秦君跟随政府平安向西去了，从此他也不再来信。我们由报纸上以及传闻中，知道政府西迁之后很是安全，并未受到敌机的大轰炸，私心也替他欢喜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闲着无事，无意中把秦君的八字拿来看看，发现那年夏历十一月是壬子月，十三日是丙子日，八字中的用祌被冲克太过，当是死亡之日。那时是十月底，我就写信给一个朋友，他是和秦君同司的同事，朝夕相见的，我请他尽可能告知秦君，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五天，千万要足不出户，并请他尽可能帮助秦君，那几天不派他公出，留在部中申办公。因为这位朋友是秦君的上司，此事只有五天的日子，他是可以做得到的。我又请他不必把这五天，尤其是十三日那天的大难日子告知秦君，怕他因心理作玥，反而发生其它不利的事，我希望此信能于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到达，就用快信发出。

　　信发后我一面等待朋友覆信，一面又推断秦君十一月十三日那天如果不能逃过鬼门关的话，应是善终还是恶死呢!我知道秦君素有胃溃疡病，如果是善终!最可能因舟车劳顿加上水土不服，胃病发作而又因医药不便而死亡;若是恶死，那就是出于交通失事或被敌机轰炸而死。当时我对于八字上的死亡问题还在研究而没有甚么大心得，本来死亡在八字上就是一个大问题，虽然有的八字可以明白断定他何月非死不可;但此种八字好像只占百分的四十;约有百分之二十，可以看出要死于那一个运裹的五年之内;尚有百分之二十，则不可能看得准的。秦君的八字虽然属于头一种，就是事先可以看出是乙丑年十一月确有死亡的大厄。

　　可是，虽然我能姼看出他那年那月死亡的大厄，却不能看出到底是善终还是恶死。

　　因为当时我已经学了相术，我知道在相上显然有善终与恶死的相格的;那末论理上也一定有此命格，而且命书也略有提到的，不过不像相术那样具体而确定而已。于是在我的朋友没有覆信之前，我就和两个精于命理的朋友，对秦君的八字加以商讨。

　　商讨的结果，大家断定秦君在十一月十三那天当死于非命，理由是用神的衰神被旺神所冲，而四柱岁运又多冲克。这一结论并非理论，也不是完全根据命书所说的，这是我们几个人，一面根据命书中死亡的五行原理，一面根据许多熟人的事例作为根据的。

　　自旧历十月二十几我发信，直到十二月半才得到朋友的覆信。来信说，他因政府机关迁移不定的关系，接到我的信已经过了十一月十二一日，是十五日的下午才接到信。而秦君和部中另外两人，是十一日上午被派外出，约需一星期才能同来。当时他想十五日以前既然没有得到关于秦君有何事故的消息，则十三日秦君想是已告平安无事了。真是奇怪，第二日即十六的清早，就接到和秦君一起公出的两人来信报告，说是十三日中午秦君在公路上被敌机机关枪扫射身死，已由当地机关负责收殓了。

　　秦君死于非命的事实给了我们研究命理的人非常宝贵的资料。我从而确定同是死亡，何者死于非命，何者属于善终，就是恶死也有死有余荣、死有余辜之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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